“黨讓我們去哪里,我們背上行囊就去哪里?!边@是62年前交大西遷人向西而歌的豪邁情懷。62年來,交大人胸懷大局、心有大我的愛國精神,艱苦創業、玉汝于成的奮斗精神,扎根實際、勇攀高峰的創新精神,公而忘私、埋頭深耕的奉獻精神,鑄就了一部可歌可泣的西遷史。

  11月,由中組部、中宣部、教育部、中國科協、陜西省委聯合主辦的西安交通大學“西遷人”愛國奮斗先進事跡報告會先后在人民大會堂、蘭州大學、四川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南昌大學和江蘇省委黨校舉行。每場報告會都反響熱烈,報告團成員的講述令人動容。

  12月16日,由省委組織部、省委宣傳部、省委統戰部、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廳聯合主辦的西安交通大學“西遷人”愛國奮斗先進事跡報告會在我省拉開帷幕。報告會上,西安交大副校長鄭慶華,西遷老同志、西安交大教授潘季,西安交大管曉宏院士,西安交大青年教授徐峰,西安交大博士研究生林舒進,陜西廣播電視臺記者陳媛六位報告團成員,結合親身經歷及感悟,以真摯的語言和生動的故事,從不同角度回望了交通大學波瀾壯闊的西遷征程,講述了西遷人始終與黨和國家的發展同向同行,把自身的前途命運同國家民族命運緊密相連的胸襟與情懷。

  本報對六位報告團成員的發言進行摘登,讓我們一起聆聽那些波瀾壯闊、感人至深的西遷故事。

  西安交通大學副校長鄭慶華:繼承和發揚西遷精神 為民族偉大復興貢獻新力量

  20世紀50年代中期,隨著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施,旨在改變一窮二白面貌的大規模工業建設在全國展開。在這個背景下,當年包括交通大學在內的一大批單位的西遷,改變了西部高等教育的布局,改變了西部經濟社會發展的面貌。今天,我們可以自豪地說,正是因為像西安交通大學、西北工業大學、西北農林科技大學、西安電子科技大學、長安大學、陜西師范大學、西北大學等這樣一批一流大學堅持扎根西部,才為西部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教育基礎、科技基礎和人才基礎。

  1955年4月,國家作出交通大學從上海內遷西安的重大決定。擔任交通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的彭康同志和領導班子堅決擁護黨中央的決策,接到上級指示的當天,就開始研究和部署遷校工作。

  1956年6月2日,交通大學西遷先遣隊出發。8月10日,第一批西遷師生和家屬從上海徐家匯踏上西去的專列。9月10日,交通大學借西安人民大廈的場地舉行了開學典禮,那時候學校還沒有完全建好,可是開學上課不能耽誤。

  當時,西安的條件非常艱苦,全校師生和陜西省調集的2500余名建設者一起,夜以繼日苦干。僅僅一年時間,學校就完成了建設任務。學校沒有因遷校晚開一天學、少開一門課、遲開一個實驗。

  交通大學西遷,是學校在黨的領導下,面向共和國未來的一次長征。西遷精神鑄就了中國知識分子愛國奮斗的精神豐碑。

  今天,回望交大人西行的足跡,仍然令人心潮澎湃。彭康、鐘兆琳、陶文銓等一大批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在祖國最需要的時候,深刻理解“愛國沒有選擇項”的豐富含義,毫不猶豫投身西部高等教育事業。

  彭康校長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是政治家和教育家。遷校時他已經55歲,上級對他有新任命的考慮,家人勸他說西部艱苦,最好不去。他只回答了四個字:“我應該去?!本瓦@樣,他率先垂范,親自踏勘校址,領導遷校,為西安交通大學的建設和發展奮斗了15年,直到把忠骨埋在西部。

  我國電機制造工業的開拓者、一級教授鐘兆琳先生,是錢學森的老師,也是開發大西北的倡導者和實踐者。西遷時,周恩來總理說,鐘先生年紀大了,就不必去了。但他還是把家人安頓在上海,孤身一人來到西安。他常常教導學生和青年教師要理解建設大西北的意義。鐘兆琳先生的一生都獻給了大西北建設,一直到他去世前不久,還對開發大西北提出建議。

  遷校時剛剛入職的青年教師盛劍霓,在晚年接受記者采訪時說:“那時候生活盡管很艱苦,可我們的心情是愉快的,愉快了就感受不到艱苦,因為黨信任我們,信任產生力量,使所有的艱苦都能變成創造的愉快?!?/p>

  當新中國建設發出召喚、當國家需要和個人命運面臨重大選擇的時刻,交大師生服從祖國需要,用實際行動書寫了“胸懷大局、無私奉獻、弘揚傳統、艱苦創業”的西遷精神。

  西遷精神,鐫刻著交大人以興學強國為己任、為民族崛起和國家富強努力奮斗的堅定信念,蘊含著交大人飲水思源、愛國愛校、知恩圖報、服務人民的奉獻精神,展現著交大人腳踏實地、精益求精、不斷探索、奮發進取的創新精神。這是西安交大的價值坐標,是西安交大不斷探索、奮發進取的動力源泉。